浙江担保业生死线
“保守估计,今年全省有1/4的担保机构将面临倒闭或停业,面临5年来最严峻的情况。”近日,浙江众诚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楼裕胜不无忧心地对记者说,“我们在评级时发现浙江担保机构出现数量下降、利润下滑、信用等级下降的趋势。”
经过10多年发展,浙江担保机构从无到有,担保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过程中,担保行业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前期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后期向商业性担保机构过渡;业务品种从单一的贷款担保扩展至票据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履约担保和其他担保等业务,担保领域延伸至科技、流通、个人消费、交易等多个方面。
浙江担保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行业自身亦赢得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部分不具备担保能力、运作不规范的担保公司逐渐出现,给担保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尤其是随着整个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加上行业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健全以及流动性趋势的影响,近两三年一些担保公司变相骗贷、资金链断裂等事件频发,使担保公司的商业形象受损、整个行业陷入危机。
行业红灯
今年全省担保业真的有1/4面临倒闭或停业?
面对记者的这个疑问,多位担保业内人士不约而同摇头叹气,表示情况不容乐观。
“我们年初就暂停了担保业务。”杭州某担保公司一位潘姓总经理表示,去年该公司担保的一家企业被两个联保联贷圈子中的联保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波及,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硬生生倒下,该担保公司自然也受牵连。而且类似情况不是个例,于是该担保公司紧急叫停了所有担保业务。
造成担保公司停业或倒闭的原因是多个层面的,其中首要的是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代偿增加。
楼裕胜认为,自2012年以来,由于宏观经济增长放缓,企业还本付息压力加大,部分行业、地区信用风险暴露,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担保行业在保余额增速显著放缓,代偿风险上升,融资性担保代偿率居高不下,成为担保机构停业和倒闭的主要因素。”
而在“银担合作”关系中,担保公司又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银行为了自身资金的安全,规定限时代偿,这也大大加剧了担保公司的资金压力。“同时,政府的相关预警机制缺失,行政执法界定模糊,手续复杂,难以及时控制局面,给担保公司的追偿也带来了困难。”楼裕胜指出,近年来,在信用风险凸显的地区,如温州地区、湖州地区,担保公司代偿率不断攀升,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担保公司在出现大量代偿后资金流动性状况急剧下降,资本压力凸显,严重危及企业的生存。
所以,尽管部分担保公司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基本能落实反担保措施——一般以第三方保证为主,也有部分股权质押、房产抵押等方式,但一旦发生代偿,担保公司通过反担保措施收回代偿金难度依然较大,且资产处置的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担保公司通过走司法程序追诉,从法院受理到判决再到资产处置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多担保公司已经惧怕承接业务,往往选择少做或者不做以规避风险。”
风险累积
浙江作为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之地,担保行业也从中取得了发展的机遇。然而行业的定位和盈利模式却仍停滞不前,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障碍。
“目前担保是低盈利高风险的行业盈利模式。”楼裕胜一针见血地指出。
截至2013年末,浙江融资性担保机构平均注册资本为6424万元,不足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很难抵御动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贷款风险。
相应地,担保费率相对偏低。2013年浙江省担保行业年平均担保费率只有1.55%,特别是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费率仅为1%左右。一般而言,担保公司的利润主要来自担保额2%左右的保费收费和存入银行保证金的利息收入,但却要覆盖100%的代偿风险,担保行业的收益与风险严重不匹配。
正是由于这一盈利模式,当担保机构意识到其收益不能完全覆盖潜在的风险时,纷纷选择暂停营业。
像嘉兴地区就有一家担保机构,是当地最早从事担保业务的民营担保机构,同时也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担保机构,多年的经营已建立良好的银担合作关系,以及相对成熟的经营团队,还获得过工信部和省财政的担保补贴支持,但是当股东意识到潜在的经营风险大幅增加、其盈利预期不能达到股东的期望时,其从事担保行业的意愿下降,毅然地选择暂停担保业务。
其次,行业总体风险管理水平欠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规范,担保公司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面临规模较小、人力资源相对业务规模缺乏、业务风险管理较为粗放等现状。
客户集中度风险上升。尽管2010年发布的暂行办法对单一客户集中度提出了要求,即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但在实际业务操作中,部分担保公司对单一客户的实际担保余额往往超过监管要求。除此之外,担保公司对行业、地区、品种、期限的集中度均缺乏管理,高集中度风险状况普遍存在,这也给担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例如平湖地区的部分担保机构就是由于担保对象过于集中于钢贸行业,当担保客户出现问题后,不能及时代偿,而出现一些担保公司老板“跑路”现象。
在担保费用偏低的情况下,担保公司不得不另寻高收益之道,间接导致风险的堆积。
虽然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仅限于国债、金融债券及大型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信用等级较高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以及不存在利益冲突且总额不高于净资产20%的其他投资,但部分担保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从事具有高杠杆效应的表外业务,实际运作中,有的公司委托贷款占比超过50%,有的投资于房地产等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导致高流动性资产占比和流动性状况下降,风险上升。
担保机构将部分资金用于收益率更高的委托贷款、对外周转和短期拆借等用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营业务利润的不足,但由于对资金投放对象、期限、用途等审查不到位,造成资金无法按时偿还,加大了担保资金的风险。这也是近期部分担保机构经营出现困难的直接诱因。
专家“药方”
对于担保机构目前面临的经营困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雪军建议,担保机构应该拓宽业务范畴和可担保资产方式。包括商标质押、专利权质押和货单质押等;同时担保机构要深入行业研究,特别是深入经济新特点、高新技术、供应链研究;要建立协作银行与担保机构风险共担的长效机制。“如果形势继续恶化,担保机构大批量停业对银行放贷也会造成困难。”担保机构要加强风险防范,强化人才培养体系、风险预警体系打造,担保在金融上作为银行的有益补充,承担的风险比银行大,要做到比银行更加了解企业。
曾经是中小企业融资“利器”的互保、联保模式饱受诟病,个别企业出现资金链问题,导致大批企业受牵连,有“火烧连营”之势。金雪军对目前省内互保、联保面临的困境开出了“良方”。“应该分三步走,破产、分担、重组。当企业出现资不抵债时,应该破产清算,全部让担保机构为企业经营风险埋单是不合理的;分担,当个别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时,应该由企业、政府、担保机构和银行四方按各自责任比例共同分担风险,切断风险在一轮又一轮的担保圈里蔓延。”
而楼裕胜认为,担保应该有公益性质。他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担保发展引导机制,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在启动资金、风险补偿金、激励资金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浙江应该设立几家政府出资的大型担保机构,“政府财政与其跟银行设立‘风险池’,还不如投资担保机构做强做大,现在许多担保机构是民营的,民营机构毕竟要以营利为目的,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当然不愿意做。
本报记者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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